广州采取突袭的方式宣布限车令，这对广州市民和汽车厂商来说都是猝不及防的事。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限车无商量，说出手时就出手”，置行政许可法而不顾，在不征求民意，也不听证下就出台了。舆论哗然，诧异之余，争议四起，引发负能量发酵，以至于经济学家张维迎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坏政策”，没有恒定性和前瞻性。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汽车拥堵和空气质量下降都与汽车无节制地发展有关，建议“总量控制适度放开”，从鼓励轿车进入家庭起就已经有人告诫。
譬如上海在2000年放开私人购车时就出台了“小客车额度竞购”的政策，即购车者通过牌照竞购的方式获得购车指标。支撑这一办法出台的理由就是考虑到将来城市交通承受的压力不得而已制订的策略，实施汽车总量增长控制，私人汽车适度放开的原则。
然而，此办法一度饱受争议和批评，被认为是“合理不合法”。一张无价的汽车牌照却被演变为有价证券。十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上海的办法比较明智，有效控制住了汽车增长。尽管上海城市交通拥堵也严重，但不至于拥堵到警戒线地步。
北京和广州作为最早放开私人购车的城市，当时没少对上海拍卖的做法提出批评，甚至北京的官员公开指出上海的做法是“不合法”。一时群起而攻之，尽管如此，上海还是坚持以拍卖牌照的途径开放私车市场，而且拍卖价格一路上涨，均价已突破5万元，被戏称史上最贵的一张“铁皮”。
如今北京和广州都出台了限车令，引发舆论认为此举“不高明”。若与上海的做法相比，反差较大，收效甚微。虽然“北上广”在限车上殊途同归，但在做法上却各有不同。现在看来，上海在城市交通管理及建设上还是先行了一步，尤其在放开私人购车政策上，审时度势，谨慎行事，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反感，在理性上被大家所接受。现在看来，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其恒定性和前瞻性很重要，它将决定一项政策的可持续性。
利用拍卖的方式，无论是过去为了杜绝开后门，还是今天有效控制汽车增长，都是在运用经济杠杆来体现公开公正公平交易的原则。这一古老的方式应用到购车上，尤其是对城市汽车总量的控制上也不是上海的发明。它是借鉴了新加坡等国外经验的产物。说明上海的开明既有现实的需求，也有对未来的考虑，并没有简单地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城市交通出现问题和困境，而是另辟蹊径，在公共交通和设施改善，缓解城市拥堵上深挖潜力，动足了脑筋。譬如上海是国内城市中最早修建高架道路，开挖越江隧道的，又如提前使用外滩地下通道，铺设地下轨道交通网等，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业已初显现代立体交通雏形。
北京摇号、广州限车、上海拍牌，这都是因城市拥堵带来的无奈之举。但也不可回避这样的事实，在这些政策出台的背后反映出各个城市的管理能力和政策制定的水平以及他们的城市理念和管理思维。
应该看到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汽车的繁荣和私家车的发达，涉及的范畴又绝不仅限于城市交通，还有社区、停车场、服务等整个城市的管理体系。如果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话，那么，在进入汽车社会的今天，实际上汽车已经被异化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不尊重这样的事实，制订出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或因无序被激化，甚至失衡。
有鉴于此，制订好的政策不仅有利于汽车产业的有序发展，对于交通治理和城市管理尤为重要。古人尚且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远虑，而现代人为何没有更高的远见？分析和研究“北上广”出台的汽车限购政策，对于建设当下中国汽车社会看来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