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为什么叫“硅谷”？
虽然硅谷早已闻名遐迩，但你却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因为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域。硅谷位于美国加州的圣塔克拉拉谷，是旧金山湾区中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20世纪50年代发源于此的，以硅砂为原料的半导体行业给这块谷地赋予了“硅”的属性。美国记者唐·霍夫勒首创了“硅谷”这个词汇，他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硅谷》的文章中描述了一批电子企业，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在圣塔克拉拉县蓬勃兴起的盛景。
现今，硅谷已是知识经济的代名词，它以全美1%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美13%的专利，拥有超过5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每年获取的风险投资约占全美的30%。它也是优秀企业的生长栖息地，世界100强科技企业中，有惠普、英特尔、苹果、谷歌、Facebook等20家企业的驻地在硅谷。
模仿者创造不出下一个硅谷
要明白现在，就必须先知道过去。下面，笔者先简要概括下旧金山湾区整个20世纪的技术潮流：
淘金热催生了铁路业，铁路业带动了运输业，运输业又带动了港口业。港口业有两个伴生作用：港口催生了沿海城市，城市需要电力，这使该地区成为电力工程技术的领先者。港口需要无线电通信，这需要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又衍生出微处理器产业，从而产生了计算机；计算机又催生了软件业，软件业又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巨头们创造了巨额财富之后，又投资于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
这样听起来，硅谷的诞生是不是就像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容易？但硅谷一直在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几乎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试图复制硅谷：马来西亚的多媒体超级走廊、阿联酋迪拜的互联网城、中国的中关村科技园……但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模仿可以比肩硅谷。只有创新者，而非模仿者才能创造下一个硅谷。
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本供应
那些卯足了劲的模仿者哪里没有做到位呢？先来说一下打造硅谷的必要“硬件”——人才。
硅谷建立在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网络中。其中，有四所大学最为知名：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与圣何塞州立大学，它们为硅谷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人才。斯坦福大学又是这四所大学中最优异的，甚至有人把斯坦福称为硅谷的“震中”，其首创了“大学-政府-产业”合作模式，该模式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此外，移民的流入，尤其是华人与印度人的进入，也为硅谷注入了大量人才。多元、友好的环境，加州宜人的气候和诱人的待遇固然重要，但吸引移民的根本原因却是硅谷的反主流精神。
硅谷深知科技人才“不拘一格”的特点，用高薪、舒适的办公条件和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内容来留住人才。在欧洲，技术工作被认为比市场营销，甚至比销售工作还要低人一等。然而，硅谷把工程师们变成了公司董事会的顾问或者公司创办人，而且他们仍被允许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
仙童半导体、惠普、英特尔、苹果等公司的发展都建立在其人力资源基础上。这些公司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其人力资源进行的，而较少围绕着技术进行，它们更关心员工是不是能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成果，而不是一心专注于投资回报率。
大量天使资金的反哺
在硅谷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创业者在这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之后，便开始慷慨解囊，“反哺”硅谷的初创公司。慈善活动和天使投资为打造创造力提供了第二助力。“当你还不富裕的时候要有创造性，当你富裕了的时候要支持创造性。”这是硅谷创业者的座右铭。
另外，如今硅谷的投资者和创始人的心态也已经与20世纪80年代的心态截然不同。创业者的可信度常常依据的是他的个人魅力，而不是专业的商业计划。实际上，新的投资者“讨厌”华尔街类型的创始人，他们喜欢的是“酷”小子。反过来，新的天使投资人不是斯坦福大学或哈佛大学经济系教育出来的专业人士，他们以前是一群“酷”孩子，他们试图猜测谁将会成为下一个“酷”孩子。
硅谷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实验田，然后才是一个科技和创业精神的实验田。硅谷使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与先进科技结缘，也使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结缘。这样的结构与氛围，是其他地区很难模仿的。
举世无双的试错精神
当然，硅谷曾遇到过多次危机。譬如，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能源危机导致很多生产微芯片的公司面临倒闭，但危机并没有摧垮硅谷。实际上，硅谷发展得更健康了。《硅谷合资企业近况报告》指出，“硅谷的就业率连续4年在上升；硅谷是美国高增长、高薪水最大的一个区域。”
硅谷一直长盛不衰，除了对核心产业不断革新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对失败的宽容。
世界上几乎没有像硅谷这样宽容失败的商业文化，硅谷能成功，是因为它鼓励明智的失败。“试错法”是硅谷人普遍接受的理念。
红杉资本的风险投资家唐·瓦伦丁说，“硅谷最宝贵的是一种心态”，在这里，“你不必因为失败而背负污名”。因此，一名年轻的创业者能够创办一家公司，而失败之后，还能够以更聪明、更成熟的方法卷土重来。
敢于冒险的反主流精神
除了对失败的容忍，美国人敢于冒险的热情也在硅谷得以发扬光大。硅谷培育了一种敢于冒险的文化，进而把它变为反主流精神。
人们，尤其是欧洲人会奇怪，为什么硅谷出现在美国？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美国对待科技领域的人才比欧洲友善，而加州最为友善。在欧洲，不穿西服、不打领带的雇员是个异类，能在等级阶梯中爬升的人往往是穿着考究的人，并不一定最具有创造性的人。而在加州，亿万身价的人穿的也是牛仔裤和T恤衫。
那么，硅谷为什么诞生在西海岸，而不是在居民教育程度更高、更富有，且更国际化东部地区？这个答案与为什么嬉皮士诞生于旧金山是相同的：这是西海岸的文化使然，是一种独特的反主流体制情绪，以及一种要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使然。
试图改造世界的梦想
这种想要改变世界的愿景几乎是硅谷大多数企业家们的目标。他们创造的财富终其一生也无法用完。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梦想要改造世界。
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不只想卖硬件，他要改变人们互动的方式。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不想只是做个广告贩子，而是要收集、整理全世界的信息，使之容易搜索。Facebook公司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要的不仅是一个销售广告和数字产品的社交网络，他要根据社交图谱的属性来了解每个人之间的联系，然后帮助人们以更有效的方式交往。
一个颠覆世界的创新工厂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重大的发明创造并非源自硅谷。譬如，晶体管、计算机、互联网等都并非出自硅谷。硅谷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些技术迅速传播，让这些产品与技术以更强的渗透力和扩张力改变我们的生活。硅谷的贡献在于其能慧眼识别那些可能对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发明，从而对它们进行商业性开发，然后用它们迅速地创造财富。比之于科技发明，硅谷更善于科技的培育，使之企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硅谷的那些研究中心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研究”中心，而是“研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