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史悠信将一本30余万字新著《轿车使用与维护》交出版社时，编辑看后赞不绝口，在书名上加上了“一本通”,认为这是近年来针对私家车使用与保养难得一见的实用“宝典”。它不仅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易于读者操作，还剖析了汽车的神秘。
年近九旬的史老先生将手稿复印件递给我看时，手稿不是写在稿纸上的，而是书在信纸上的。清瘦细小的字，密密麻麻；工整的图示，清晰明了。手稿整洁，字句简练，表述干净，思路缜密，条分缕析，精准到位。
谈起这本书，老先生说，这是应出版社之约撰写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现代轿车电控系统原理与维修270问》《现代汽车空调系统原理与维修136问》)出版后都成了汽修业的畅销书。相比之下，此次的《一本通》是为私家车用户写的，属于通识类的普及读物。出版社眼光独到，找到一位职教专家，又是国内最早涉及现代轿车维修研究者来撰写“使用与维护”的书，不就等于是为车主请来了一位经验丰富，医术高超的“私人医生”吗?
提起著书立说，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
职教人生
“我这辈子活得很开心，没有白活。”
老先生就像邻家老伯推心置腹地与你聊天，讲的是实话。我请他解释何为“开心和没白活”?
“教书育人，多做实事。”
老人把自己的职教生涯归之于做实事，以技术为本，服务于社会，勤学苦练，授业于众，无论是为己还是对人，活得开心，没有白活。
这是老人的人生观。他把人的价值体现视为贡献，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
采访史悠信，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用花的念头培土”。他说，我这一辈子几乎都把精力放在了职业培训和教育上了。他自称工人出身，不过是从正规技工学校毕业，车、钳、铣、刨、磨、焊等，样样都会，毕业后就与汽车打交道，先是造车，后是修车，再攻机械和发动机，但最终都与职业培训有关，从事教育长达30余年，最终又离不开汽车……
史悠信是我国最早的技校生(1941年)。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位名副其实的技术工人”。抗战期间，因对发动机某零部件进行改进受到激励，从此迷上了技术。在他的人生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在抗战期间组织同事抢修逃难车辆，长达3个月，从中受到了磨炼，检验了自己的技能；其次是参加滇缅公路修建(国外段),去缅甸密支那负责维修各种设备和车辆，从中学到了先进的汽修技术，提高了自己的业务能力。抗战胜利时，21岁的史悠信已是一位技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当他回到上海时，家人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几年没有音讯以为他已经不在人间却突然出现，喜的是一家人重又团聚。
凭着手里的技术和见识，史悠信顺利地考入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龙华机场)机械员，后觉得工作安逸，学不到东西，重又报考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上海机床厂前身)。不料，他想报考的钳工岗位已满，只剩汽修工，于是当场改报汽修工。厂长是个老外，吃惊地问，你怎么可以把工种转来转去?史悠信答，我都会。经考试，他娴熟的技术和出色的理论基础令老外大跌眼镜。在解放前这样全面的技术工人是很少有的，尤其是修车被当作“外国铜匠”,是很受尊敬的手艺人。想不到，史悠信入职之后就从事培训工作，后又被派往广西分公司专门负责对新招进的大学生进行职业培训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史悠信接受的第一个职教任务不是培训在职的工人，而是帮助即将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培训各种技术技能，以便复员后发挥一技之长。任务完成后他被调至上海柴油机厂。由于当时企业急需有技术素养的工人和管理干部，史悠信又被领导点名从检验科调入教育科，负责全厂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在职教育。他从基础抓起，先后参与创办了技工学校、面向社会招生的上海机电专科分校(上海重点专科学校)、业余大学(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学院，享有国家颁发的大专文凭，学制6年)、职工业余学校等工作。此外，他还为联合国组织选派的技术人员培训内燃机专业知识等。这一干就是36年，桃李满天下。
蓝领先生
上海工人为何素质高?
一位业界人士曾这样解释：这是源于上海对职教的重视，做得好，底子厚。以上海柴油机厂为例，它是上海著名的国企，拥有技术雄厚，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深入了解，就会发现背后有职教(培训)在起作用(上海有厂办技校的传统)。如上柴技校过去都是历届初中生向往的学校之一。在上海人的眼里，这样的学校里能学到技术，而且出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比如上海机电专科的毕业生，历来都不愁分配，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的技术工人有不少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再比如，技校老师水平也不差，都是术有专攻，是在此领域有造诣的行家，有的还有著作和研究成果跻身学界。其中，史悠信就是代表之一。他以一己之力编撰了《热处理基础》《夹具设计》《机械制造工艺学》《金属切削原理》《内燃机电工》《内燃机基础》6本技术专著。
在上海人的印象中，上柴厂不仅是一流的国企大厂，而且还是有一流员工素质的企业。职教水平高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采访中史悠信没有从更高层面去阐述职教的意义，但他用几十年来不遗余力的努力将职教(培训)构筑成传授技术、培养技术工人的重要渠道的思路一直不变，认为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素质的提升。技校形式的职教曾经是造就上海大批高素质工人的活水源头，至今仍是一朵方兴未艾的教育奇葩，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不同的是，过去的厂办技校现在都走向了社会办的职业学校。
看了史悠信编写的员工培训教材和他对职教积累的经验和构想，就会改变“中国职教落后”之说的看法，就会感到上海职教源头和历史并不比发达国家逊色在哪里。
史悠信退休之后被机械部请去参与编写机械行业工人培训教材的领导组织工作。这项被称为浩大工程的人才培训计划，规模之大、体系之全、内容之丰、水平之高，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培训技术工人的最新“国标”,教材多达148本，涉及所有的工种和应知应会，从初级工、中级工到高级工，培训内容，一应俱全，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机械行业的职教水平。此外，由他负责，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委托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内燃机专业人才培训班，已成功举办了13年(每年一期，共培训了66个国家的166人),受到好评。
“文革”期间，史悠信也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劳动。他要求到最艰苦的铸造车间当一名清砂工。史悠信说，我并不觉得这是惩罚，相反倒是为我提供了与生产一线接触的机会，重又找到了技术革新的乐趣。他受到老师傅们的欢迎。在下放劳动的两年多时间里，史悠信把精力放在了技术革新上，先后搞成了六七个技改项目。如“在高温铸件收集上设置手摇插销杠杆机构”和“制造结构简单拔丝机构”等，既提高了工人操作中的安全性，又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效率。
史悠信说，身为上柴厂教育科长和技校校长的他一直在思考职教与普教的不同。他认为，企业不缺劳动力，缺的是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技校培养的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对于技校招生，他要求“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用得上”。
如果说，晏阳初提出的“农村要是无法发展中国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还有现实意义的话，那么，今天没有先进的职教体系同样也很难实现中国的先进制造业。从这样的角度看，史悠信在职教上做的一点实事，其实不简单。这不正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老骥伏枥
1994年1月21日，上海市技师协会成立。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各级政府和企业领导都要认识到技术工人也是人才，技师、高级技师是宝贵的人才。”他当场挥毫题词：“搞好技师协会，为上海工人阶级争光!”
这是史悠信退休之后，应上海市劳动局之邀参与筹建上海市技师协会所做的又一件实事。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高级工才2万名左右，而技师仅有2000人。这样青黄不接的现状难以适应上海经济高速发展。因而，发现和培养技师的任务就落在了技师协会身上。史悠信也就成了大忙人。
时任副秘书长的史悠信重操旧业，办起了各种技术培训班，从中发现和扶持技术工人中的优秀人才。汽修行业中“001号高级技师”陶巍就是由史悠信发现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滩能修高档车的人不多，轿车属稀罕物。凭借与洋车打交道积累的维修经验，陶巍在修车界崭露头角，不仅把上海滩上几辆瘫痪的名车妙手回春，还把修不了的洋车起死回生，名噪一时，成为新闻人物。史悠信实地考察之后，以技术协会的名义推荐，由市劳动局组织专家对陶巍进行考评，再通过答辩、考核等。结果是：“修理轿车新科技知识面广，维修思路敏捷，有创新攻关能力，善于解决疑难杂症。”陶巍也就从“洋车郎中”转身为上海首位“修车高级技师”,为汽修业树立了榜样。
之后，史悠信抓住汽修高端人才匮乏的现状，与高校联手为社会办起了上海高级轿车维修技术培训中心。他除了编写培训大纲，亲自上课外，还出任教务长，负责教学管理。
不做空头学问，这是史悠信的信条。他根据高档轿车维修难、技术新、要求高等特点，结合操作实践，亲自编写了《高级轿车电控喷射系统基础》《轿车自动变速器与ABS原理和控制》《轿车动力转向、悬架与空调》3本书。
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都属于轿车领域最新技术。匪夷所思的是，在当时高校汽车专业教科书中都找不到的教材竟出现在了上海高级汽修工培训教学中。这就发了一位老教授的感慨，汽修工的培训内容比高校汽车专业还要新。理论的苍白再次衬托汽车专业的落后，教育滞后于应用的尴尬，即便是今天也没有改变多少。
上海汽车齿轮厂闻之，邀请史悠信到厂里专门为技术人员开设人才登“高”短期培训班。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对从事设计的专业人员大有裨益，受到好评。
2005年，史悠信从社会上第二次退休。事实上还是退而不休，只是改变了方式，把关注点转移到对轿车的使用和维护上。史悠信除了关注时事外，还特地订了一份《上海汽车报》,便于了解汽车新动向。他告诉我，现在他把主要精力花在对现代轿车的研究上，从用户和维护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写成一本本有益于私家车使用的读本，将车与人结合起来，把过去对职教(培训)事业的专注转向了对汽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上。
汽车是集新技术于一身的现代物。史悠信钟情于它并当作一种专长，认为“专长是不倒的倚托，能在社会上求生存与发展”。对他而言，专长又是广义的，是为社会做实事的本领。他认为自己的专长还不够“长”,想通过学习来弥补。他真正把“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当作座右铭。
在漫漫人生路上，能培养不同层次的学生，发挥自己一技之长能为社会服务，老先生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这使我想起“先生”的称谓，其实在多数场合只是一种礼貌。而当我称呼史悠信为“先生”时，却有了内容，想到他一辈子都在做“授人以渔”的事，还自谦是“技术工人”时，正如古人所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其人生也就有了分量。
采访手记
渐行渐远的时代背影
采访史悠信有一种历史感。他是一名技校老师，或者说是负责职工教育的干部。两者兼而有之。但他是工人出身。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历史，确切地说，是岁月留下的印痕。
说他有历史感，是因为这与上海产业工人的历史有关，甚至还能追溯到民国工业化草创时期的影子。而对他的采访让我回到了历史的现场，这种渐行渐远的历史在成为记忆时，多半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或者说是沉入心底深处的生命纪念。
上海的产业工人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厂办技校。这应该说是上海这座城市文明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奠定了上海工人的职业素养和技术水平都普遍比较高的基础。如上海机电、钢铁、仪表、医疗、纺织、轻工、化工等系统都有很完善的厂办技校的体系。
其实，上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办的技校，其发达程度都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所以，上海的产业工人不仅很有素养，其他行业的员工也都经过严格的职业训练才能就业。这就为今天走向社会的各类职业学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技校概念引发的对上海产业工人素质形成的联想，又会联系到各行各业的职业培训，这种以技术和手艺的授予及传承，通过教学的方式替代学徒的传教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外来文明的教化，有了工业化的气场。
在我的脑海里，技校老师与乡村教师的概念会混在一起。我是从技能和基础教育的角度去思考的，两者尽管有区别，但平民教育的内涵其实相同。
当技校生换成职校生时，突然觉得时代变了，即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仔细想来，这是社会转型的又一个具有分水岭特征的生动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悠信就成了一个“历史符号”,他所提供的厂办技校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执教经历实际上就是上海职业教育历史的一个缩影。但他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纵向——国有企业兴衰的另一面，而横向展开的则是城市追赶现代化脚步显得仓促而又急躁的准备不足。“现在工厂管理很难。”一位企业领导吐槽，以前是技术工人，现在是农民工，管理的对象和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我想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问题。
当历史关上一扇门，开启另一扇门时，也就产生了对比和思考，无论是怀旧，还是沧桑，哪怕是向往抑或追求，人们都在寻找一种秩序上的平衡，为有规律的生活而奔忙。但是，由于教育不落地引起的焦虑则成了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而传统技校淡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