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由仇克带队，方宏、吴慧宏、陈泽政（律师）组成代表团，另有外经贸部派两位同志代表政府参加，共6人赴德国狼堡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外经贸部两位同志的任务，就是参与谈判，不能超出部里设定的框框。谈判原计划两周时间，仇克每天通过电话向国内汇报情况，蒋涛回应：无论如何也要谈成功。有一天，仇克对那两位同志坦诚地说，这个事情有大局也有小局，我都会认真考虑，负责到底。“你们就说不知道，不承担任何责任。”谈判延长一周，他们后来就没有参加会议。谈判会上仇克表态同意德方两项要求。仇克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仇克回国，“深感不安”的他，先向市里汇报，上海市有关领导肯定以仇克为首席代表的谈判成绩。紧接着，由李肇基副市长和蒋涛同志带队，专门到外经贸部里开会做汇报。汇报会由魏副部长主持。首先，仇克扼要汇报在狼堡谈判的情况，谈到关于包销和股本利率问题，仇克强调这完全是我个人，经过认真思考作出的判定，与部里派去的两位同志没有任何关系。有局长和处长对仇克提出批评，说这是越权。这时，李肇基副市长和蒋涛同志表示，这件事我们在上海讨论过了，同意谈判代表团克服困难最后达成的协议。同时认为，从大局来讲，应该作出决策，这两个事情谈不成，马上要进行的两国总理签字仪式，就没有东西可以签了。
魏副部长是这次会议的“最高领导”，最后他表态，就说两句话，第一句：仇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二句话是：你们做法虽有不妥，但这个项目关系重大，从大局着想，部里同意你们达成的项目协议。到此为止，6年谈判的重任总算完成，为当年10月在北京正式签约创造了条件。
上海大众桑塔纳轿车项目长达6年时间的马拉松式谈判，就此结束。从根本上说，这个国门初开时期的谈判案例，似不是由“经济”来画句号，而是由“政治”来圈上句号的。仇克嘴里的“大局”，蒋涛嘴里的“大局”，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嘴里的“大局”，外经贸部魏副部长嘴里的“大局”，统统指向一个无可更改的国家级仪式和国际关系背景。
在德国大众董事长卡尔·H·哈恩所著的《我在大众汽车40年》里，记录了1984年5月在德国发生的一幕。哈恩这样记叙：谈判陷入了停滞，这时，中国的副总理于1984年5月访问了我们的沃尔夫斯堡总部，他花一天时间访问了我们的工厂和我们的研发中心，参观时，董事会向他展示了全部的产品规划及我们的一些样车，我们显然相当成功地介绍了大众汽车这个品牌蕴含的潜能和企业家意志。这一天我和我们的客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好感和尊重，这对我们的项目很有帮助，当我在共同进餐时给副总理穿上了一件大众汽车夹克时，我挤挤眼睛说，从现在起他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这下我俩都有义务帮助我们的共同项目迅速开始。令大家意外的是，在他动身离开沃尔夫斯堡之前我们就约定，要在当年的10月签署我们合作项目的成立合同。时间剩下不足6个月，这给双方增加了空前的压力，谈判速度因此大大加快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来访给我们的项目带来了突破。这次访问可能是对我们将来的成功最重要的一次，中方出席的有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副总裁、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董事会指定成员张兴业，SATIC的常务董事、同样被指定为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董事的陈祥麟，后来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董事长仇克，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张昌谋和翻译方宏。
这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是李鹏。
曾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的陈祥麟，在接受访谈时，道破其中缘由：那时，中央还没有完全下决心，许多部门对于上海这个项目基本上持“摇头”态度举棋不定，各部门之间有“踢皮球”现象，资金也没有落实。就这样到了1984年7月，突然在一次汇报过程中，国家计委的同志转变态度，提出可以研究一下，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有些突破。后来才知道，中央领导人已有批示，起了很大作用。批示的大致内容是：这样一个两三万辆的项目，即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问题。意思是轿车这个项目可以一试。是小平同志下了决心。
德国哈恩和中国陈祥麟，共同“一语道破天机”：上海大众桑塔纳项目的最终决策，来自中国政府的最高层。“内中”缘由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赴德考察并“约定”，国务院总理批示：一个两万辆轿车项目，就是失败，损失也不大；小平同志下了决心。于是，事情变得非常简单：1984年10月10日签字仪式，必须正常进行。
1984年10月10日，北京，中德双方签署合资合同文本。两天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典礼。中德大众上海桑塔纳“技术改造”项目的6年谈判，上海老一辈的汽车人完成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就此造出了一辆物质的桑塔纳轿车。桑塔纳项目的决策和实践成功，领先改变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的国家投资思路和具体实践，催生了一部尽管还只是属于框架类的简单的合资法，更就此催生了日后中国轿车行业群起争雄的崭新格局。
在2008年夏天，陈祥麟说完谈判终于签字的缘由，后边跟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是，在10月10日签合同之后，其实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