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9岁的蒋涛，曾经担任上海市机电工业局局长、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董事长。在主持工作期间，蒋涛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业建设诸多发展的大项目，由他主持的凤凰牌轿车试制、上海汽车厂的迁址、扩建，使上海牌轿车尽快投入了生产，并使轿车年产量从几十辆、几百辆增加到几千辆，使上海汽车厂成为20世纪70年代我国唯一批量生产轿车的基地。
1978年8月至1984年10月，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指示，他主持了上海轿车项目的合资谈判工作。项目成立时他在机电工业局，汪道涵市长明令，项目由蒋涛负责组织班子与外商谈判。1979年12月他被调入市计划委员会，市里决定，上海轿车项目继续由他分管。1982年7月，他到市人大八届常委会工作，市政府随即致函市人大常委会，“商请蒋涛同志继续负责领导这一合营项目的筹建工作”。项目谈成，蒋涛随后转入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担任董事长，直至离休。
已到耄耋之年的蒋涛，被德国大众誉为“上海桑塔纳之父”。蒋涛回忆：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援助下，我国建立了长春一汽，后来成立湖北二汽，中国汽车就开始发展了。二汽建设过程中，上海对口包建了9个厂。成套班子、技术人员和一些老工人共同参与，也提供了相应设备，在当时来说都属国内先进水平。上汽虽然是地方企业，但也有它某些优势，如“上海牌”轿车，国内唯一能批量生产轿车的基地，年产最高时达到5000多辆，在当年已经是首屈一指了。
饶斌决定，把引进轿车项目放在上海，蒋涛立即向汪道涵市长做了汇报。汪市长非常支持、关心这个项目。指示要一抓到底。7月29日，一机部汽车总局副局长胡亮和局长助理王恩魁从北京赶来。上海市陈锦华副市长当晚就会见了胡亮和王恩魁，初步商量了项目落实措施，并要求蒋涛组织人员和他们两人共同起草一机部和上海市联合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上海汽车厂的报告》。
这份呈送报告的抬头上写着：李副主席，纪、余、谷、康副总理。展开解读，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和康世恩。
一周之后，即1978年8月9日，这份以（78）一机汽联字1145号、沪革字（1978）60 号文件的编号，使用标准格式，在编号右侧注明：饶斌、陈锦华签发，彭冲、严佑民、王一平、韩哲一、周子健、孙友余、杨铿已阅；以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共同呈送的铅印文本，送递北京。
3天之后，即8月11日，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圈阅，并批示：送余秋里同志批。同年9月13日，余秋里副总理圈阅，作出批示，并“请王震、谷牧、依林”等同志批示。此份文件盖有的“国务院收文”章内注明：2771号，1978年8月12日；盖有的“国务院财贸小组收文”章内写着：369号，1978年9月15日。从7月28日一机部派员抵沪，到9月13日副总理批示，仅一个半月的时间，《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轿车厂的报告》，走完了一份地方公文走向国务院程序的全部路程。
批示精神非常明确，引进装配线的前提是：保证返销，方能建厂。投资的方法是贷款。然而，因为极十
周子健部长当团长，江泽民同志任秘书长，被派到国外考察机械制造业。考察团在国外50多天，先后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西德），访问了80多家企业和科研单位。代表团团员都是国务院有关部门与直属企业的领导同志，蒋涛属地方代表成员。蒋涛回忆，一是批量太少，二是零部件全部从国外进口，采用CKD方式，我们用廉价的劳动力装配，再返销出去；美国通用算给我们听，零部件进口多少钱，出口又要用去多少钱，国际长途运输，从经济上说，没有哪个国家会接受那样一个高价格。而且，技术上比人家还要落后。美国通用根本否定返销的可能性，而提出的最可行方案是：双方合资经营。
考察团在国外期间，听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传达。部里同志从国内打电话告诉蒋涛，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为轿车项目向邓副主席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副主席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那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要改革开放了，这个项目最终“是小平同志下的决心”。
国内上汽方面，翁建新记录了由北京打来的这个电话内容：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为轿车项目向邓副主席请示：“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副主席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六大好处。所以，轿车项目中央已同意合资经营，今后就按中外合资经营项目与外商谈判。
邓小平同志批示，这个汽车项目由创汇转变为合资，是个要害问题。上汽最后谈成的，与之前的设想，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以后中国所有汽车人的口中，都被表述为“一锤定音”。在所有关于汽车制造历史的文本中，都摆放在极其重要的记录位置。今天的蒋涛回顾这一根本性转折，万分感叹道：我们都放心了。
勇敢的上海汽车人，决心谈出“没有先例的可能”来。（陆幸生《世界是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