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我从机电一局调到新成立的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任总经理。当时上海大众的合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谈判中德方曾有两个顾虑，一是担心轿车工业在中国能否得到政府支持，二是担心外汇平衡问题。而当时上汽资金方面确实很困难，于是邀请了有政府职能的中汽总公司和经营外汇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参股，解决了德方的两个后顾之忧。终于，为期6年的艰难谈判尘埃落定。
1984年10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德两国总理亲自参加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合同签字仪式，晚上还在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庆祝晚宴。记得签约仪式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签约前一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周梦熊行长忽然找到我，提出作为投资方一定要参加签约。而根据事先方案，中德双方各两人参加签约，没有安排周行长。我马上向国家有关部委请示，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情急之下，在签约开始时，我自作主张在签约台前多放了一把椅子，于是就有了在中外50对50股比情况下，我方3人、德方2人签约的场景。幸亏当时德方没有在意，算是圆满完成任务。
签约仪式之后，德国总理还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大众奠基仪式，与我国领导人及上海市领导共同为项目奠基，并祝愿公司取得成功，这在国内合资项目中是不多见的。之后，我们成立了负责筹建上海大众的工作组。
从筹备到开业初期，上海大众面临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方面的困难，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亲自关心推动下，全体员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外双方精诚合作，终于走出了初期的阵痛，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老瓶装新酒
上海大众是在原上海汽车厂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它的建设、改造可以追溯到谈判阶段。
1982年6月，上海汽车厂为尽快掌握德方的桑塔纳轿车装配制造工艺，进行技术摸底和练兵，经国家有关部委批准，着手进行100辆桑塔纳轿车的CKD组装工作。但是鉴于上海牌轿车生产设备陈旧，制造工艺落后，不能以老的生产方式进行组装，为此，上海汽车厂在老车间腾出场地重新添置设备，组建了车身拼装、总装两条简易流水线，并进口了计算机控制的喷漆烘漆设备，代替原来车身制造的落后状况，逐步形成了日产轿车12辆的能力。
合资签约后，依照合同，上海汽车厂的所有厂房场地划给了上海大众。当时我们考虑到，在桑塔纳形成大批量生产前，上海牌轿车既有市场需要，又能维持一大批横向配套企业的生产，在嘉定县李宝林县长的大力支持下，决定采取联营的方式另行征地建厂，把德方提出不适用的旧设备迁移出来，按四大工艺填平补齐，继续生产上海牌轿车。
在初期，由于上海汽车厂的设备有的正在着手拆迁，有的仍在继续生产，进行小批量桑车CKD的组装，上海大众必须实行边生产、边改造的方式，对厂房设施拆一批、改一批、建一批，这实际上比重建一个新厂困难得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上海汽车厂的搬迁基本结束，为上海大众的全面建设、改造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当时戏称的“老瓶装新酒，新瓶装老酒”的“倒瓶子”。
在整个过程中，上海汽车厂的领导和职工，尤其是蒋志伟同志，识大体、顾大局，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带领划分出来的职工，在搬迁和重建联营厂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既保证了上海大众技术改造的顺利进行，又保留了暂时分离出来的熟悉轿车生产、技术、管理的力量。
在技术改造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国家计委关于上海大众改造的规模一直没有安排，改建用的资金贷款迟迟没有落实。为此，适值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我写信给江泽民市长，汇报了上海大众的建设情况，以及存在的三个“不落实”，恳求领导给予支持。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亲自过问此事，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把蒋涛、仇克同志和我找去，详细听取了汇报，明确了工作目标和责任制，并亲自打电话给参加计划会议的朱宗葆副市长，要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帮助我们落实上海大众技改规模指标、贷款指标以及外汇指标。之后，我们遵循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定要把上海大众搞好，30万辆目标不能变，轿车制造工业代表着国家的综合国力，上海要搞好汽车，既要打中华牌，同时六大总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仅仅搞一个整车组装厂”的要求，全力以赴推进上海大众的建设。
在上海大众一期改造设计中，德方负责为上海大众进行详细的工程设计，中方在此基础上进行配套设施设计和工程细化工作。在中外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密切配合下，严格按照德方高标准，对原有落后的厂房、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造。为缩短工期，最多时施工现场约有七八个工程公司，3000多名土建、安装人员同时作业。上海市政府为支持上海大众建设，承担了大规模的场外配套工程建设改造工作，为上海大众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90年4月，上海大众一期改造工程顺利完成，上海汽车工业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落后水平，逐步提升到国际80年代的水平。
大众呼唤人才
上海大众是个有志者用武之地，然而，在成立之初，它面临人才匮乏的局面。当时人们常常感叹人才流动之艰难，但是，为了上海大众的建设集聚人才，却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上海汽车厂在划分时，对职工提出了确保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将参加生产桑塔纳轿车试生产人员、德语翻译和英语基础较好及已选派进行德语培训的人员，为合资生产需要招聘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划给了上海大众，并且还选择年龄轻、文化程度高、有培训前途的人员优先留给上海大众，为上海大众建设提供了初步的人力保证。
上海市科协成立了汽车工业顾问委员会，组织100多位专家开展对车型、国产化、人才、城市规划、资金等重大课题的咨询研究。
上海市工业党委、市经委、人事局联合在安亭召开支援上海大众建设人才调配现场会，选送发展轿车工业急需的管理、技术骨干去上海大众。
当时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同志特批了200户上海户口的额度，支持全国各地人才到上海大众工作，当时的条件是只要中级以上职称的汽车相关人才，就可以全家到上海落户。一时间，通过公开招聘，各类管理技术人才向上海大众集聚，他们也以自己出色的成绩，为上海大众做出了重要贡献。
即便这样，上海大众还需要一批熟悉汽车行业的专家级的核心人才。为此，江泽民同志亲笔写信给中汽总公司陈祖涛同志，针对上海汽车工业缺乏专业人才的状况，提出希望能够从一汽、二汽得到人才支持。
中汽公司十分重视，并给予支持。在江泽民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全国大江南北寻访，到一汽请来了底盘专家王祎垂，他到上海来后担任产品工程部经理，负责抓零部件国产化工作。到二汽请来了时任湖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局长的王荣钧，他后来担任了上海大众的总经理。还有二汽刘炎生，他是规划管理方面的专家。以及时任二汽发动机厂厂长的顾永生，负责发动机项目。这些人才毅然离开了原来优越熟悉的环境，来到上海大众艰苦创业。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汽车行业排位是一汽、二汽、重汽、南汽、北汽等等，还根本没有上汽的地位，况且当时上海搞轿车合资引进，还有很多批判的声音，成败的前景还不明朗。
正是全国各方面人才的加盟，使得上海大众如虎添翼，快速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桑塔纳项目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重要性。
精诚的合作
上海大众项目从谈判到试制、签约、改造建设等一系列重要过程中，处处体现了中德双方真诚友好合作的愿望，这也是上海大众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大众在引进德国大众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和许多新的管理理念。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确定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执管会负责制，执管会以下再按工作任务、性质和规模设部门，部门内再设科、股，一级对级负责。
在大众成立初期，产品引进消化生产的过程中碰到了许多管理上的问题，观念的碰撞、管理的冲突是必然的，甚至还有人对改革开放不理解，骂“合资”为“卖国”，骂我们为“狗”，要与我们对话，甚至有一位青年酒后企图殴打外籍专家，虽被制止，但影响很坏。最终中德双方都本着合资企业利益为重的思想，精诚合作、共同创业，才打开了局面。这当中，当时被上海大众称作“黄金拍档”的波斯特和保尔两位外方总经理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们一个擅长外交，在管理上颇有造诣，一个是技术专家，讲究务实，他们处处以身作则，强调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有一次在上海大众抓劳动纪律时，当波斯特了解到有些外籍员工也迟到时，要求人事部门对中外职工要一视同仁，并且自己故意迟到一次，发现向他提供迟到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时，立即责问为什么不把他统计进去？强调中外员工要一样对待。看到员工下班带小板凳挤班车，他马上提出要增加班车，不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工人再这么蹲着坐小板凳回家。执管会及时作出了为职工解决“一个凳子（班车座位）、一个盘子（员工用餐）”的决定。
正是以这种认真负责的作风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处处为企业着想的言行，他们与中方一起共同指挥了当时上海大众艰苦创业的攻坚战。
我感觉在合资企业中，德国大众带来的最大贡献不仅仅是产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对员工队伍素质的提高和全员质量意识的形成。在公司合营合同签订不久，上海大众就邀请大众公司职业教育家哈夫先生和马克先生两次到上海进行实地考察，并根据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模式，结合上海大众发展计划，与中方一起制定了上海大众人员的培训计划。
1985年，上海大众在有限的资金中拨出605万马克和186万元人民币建设培训中心。通过有效的培训，提高了员工技能素质，培养了一支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队伍，这也为上汽集团此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借鉴德方经验，上海大众设立了一整套质量保证体系。在执行中，德方坚持以国际标准严格要求，绝不含糊。当时一些保证产品质量的措施，如工作时不准戴金戒指，吃完饭要漱口，用榔头将有质量问题的轿车敲掉，不允许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出厂等等，中方员工很不理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磨合，尤其看到外方专家严谨执着的态度，才开始逐步转变观念，意识到我们在产品工艺、技术、质量上的差距，学会严格按照质量标准生产出合格产品。
记得当时第一辆桑车车壳焊接拼装是专家负责人罗尔迈先生亲自示范拼焊的，他的徒弟、负责质量检查的专家托普检查时，发现拼焊质量没有达到德国大众标准，毫不含糊提出要进行返工整理。按常理来说这是有损罗尔迈面子的事，但这个在国外指导过几十个合作生产轿车企业的老专家按要求做了返工，给中方职工很大的震动。一次在轿车表面喷漆时，专家发现喷漆没有结束，而喷漆车间已不见人影，当他得知工人已去食堂午餐时，就亲自赶到食堂把有关工人一个个叫出来，严肃指出：轿车表面喷漆必须一气呵成，绝不能半途停止，并为这些职工落实了午餐，使中方职工很受教育。
1985年3月21日上海大众挂牌成立，同年9月1日，上海大众正式开业投产，公司工作全面开始正常运转，到这一年底共生产桑塔纳轿车3356辆，上海大众有了良好的开端。
回忆起1985年春节德国大众董事长哈恩博士带队，组织我们上汽和中汽人员到巴西、墨西哥参观大众工厂，观摩30万辆的规模，当时觉得，提出到20世纪末，上海建成30万辆轿车的规模简直是痴人说梦。没想到，如今梦想成真，我们竟然实现了，而且获得了更快速的增长。回忆起走过的历程，感慨万千。上海汽车工业的发展真的是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抓住了上海大众合资项目的机遇，在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各界的支持下，我们全体汽车人继往开来、艰苦创业、中外双方精诚合作的成果。（作者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总经理）
